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中国在非洲越来越多的参与，有很多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到非洲工作的100多万中国外派人员、商人和劳工，往往被视为中国整体“出口”的副产品。他们通常被当作独立的小群体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外派人员、贸易商、物流商、建筑工人等等。因此，人们对中国向非洲移民的基本机制没有全面的了解。

是什么促使这些新移民来到非洲?谁更倾向于采取行动?中国正在发生的市场和社会变化是否影响了他们?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急剧变化，加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为移民创造了独特的社会基础设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机会，而非单纯的经济激励，导致了向非洲等国的移民潮。这一见解有助于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理解移民驱动因素、散居-家园关系以及全球南方的当代移民。

数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推动了国内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和市场演变催生了一种新的“流动性制度”。为了发展需要，一些区域解除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甚至鼓励人口流动。

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也为向外移民打开了大门。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移民到非洲、东欧、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全球南部其他地区的非传统目的地的人数显著增加。

一种普遍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海外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进一步推动了对劳动力移民的需求。这种观点指出了新移民与祖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提及谁最有可能离开中国前往非洲。这也没有考虑与移民和潜在移民相关的行业、地区和个人特征。

宏观层面上，正如社会学家Chin Kwan Lee所准确描述的那样，在经历了30年的持续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受到瓶颈的制约：产能过剩、利润下降、资本过剩、传统出口市场需求萎缩以及原材料稀缺”。许多行业正面临市场饱和和竞争加剧。公司被迫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不发达的市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降迫使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进入非洲市场，在那里，它们的产品符合当地的需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基础设施、物流、电信和建筑行业。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流向非洲被视为一种“空间固定”。冒险去非洲为移民提供了一个社会“洗牌”的机会，使他们能在新的环境中实现“阶级飞跃”。他们在中国的教育或家庭背景并不是决定在非洲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相反，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回报。

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社会重新定位给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线性向上流动，还允许灵活的身份转换。例如，一些中国人在尼日利亚以很小的投资开办了自己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了独立的企业家。移民意味更多的结构机会、更灵活的职业和身份转变，移民的动机是多层次的。在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接受等激励因素是在东道国社会安顿下来的重要驱动力。